称是猛将打一个生肖
胡蝶之谜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是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哀沈阳二首》诗。从此，有关张学良将军与电影明星胡蝶的所谓爱情传说流传了半个世纪，其实这是记者之误和马君武之愤造成的一桩莫须有的公案。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公务更加繁忙，在北京协和医院已甚感不便，于是就暂搬回顺承王府做院外疗养，协和医院医院已甚感不便，于是就暂搬回顺承王府做院外疗养，协和医院即派护士米斯董和米斯王（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她俩）随张到顺承王府继续护理。
1931年11月初的一天，我在顺承王府东厅张学良住处值勤，大约下午四时左右，来了许多记者，约有五、六十人，他们在客厅里等候张学良将军接见，这是前几天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一个小时过去了，不仅未见到张将军，甚至连外事处长汤国桢也未见到。这次会见活动是汤国桢全盘负责安排的，但到此时还不见他的踪影，使记者们很为着急。他们向我打听张学良和汤国桢的去向，我明知张将军此时正在休息治疗，但因侍卫纪律原因，我不能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能帮他们找到承启副官夏宝珠来处理这件事。夏副官向汤国桢打电话，但几次都无人接电话，见此状况，记者们更不耐烦了。他们牢骚满腹，到院子里来回转悠，焦燥不安。
此时，我值勤的左侧长廊通道响起了"咯噔、咯噔"的皮鞋声，只见护士米斯董从张将军住处走来。她每天这个时候下班回医院，然后由护士米斯王接替上班。她身穿黑色翻毛大衣，曲卷的长发披在肩头，手腕上套着一个深绿色毛护手套，脚穿高跟黑皮长靴，急匆匆地向大门口的小车走去。米斯董走去不远，突然有个记者大惊小怪地喊道："胡蝶！影星胡蝶！"这时在院子里蹈跶的记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米斯董，有些记者开始往米斯董那里跑去，有些急忙抬起照相机准备拍照，还有些喊："请等一等，胡蝶！"而米斯董此刻正在抬脚上车，她迅速钻在小车里，关上车门而去。大家看到她的背影很像影星胡蝶。记者们扫兴地转回身来，讽刺挖苦，发牢骚，嘈嘈嚷嚷，已经极不耐烦了。这时外事处长汤国桢急匆匆地来了，他边走边说："真对不起，上午已经通知工会，少帅身体不舒，不能如约接见，结果工会忘记通知大家了，使各位久等，非常抱歉。"话音一落，院子里一片嘘声，大家唉声叹气，叽叽喳喳地不欢而散。
几天后，上海小报北京小报竟然登出了胡蝶与张学良之间的"爱情新闻"，真是一大奇事。
胡蝶从未到过顺承王府。"九·一八"事变后，胡蝶去北平拍电影，当时三部影片同时开拍，胡蝶均为主角，导演张石川对演员要求甚严，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演员不能放任自流，即便是有些必要应酬，也都是大伙儿一块去。再说，胡蝶压根儿就不认识张学良。过了一段时间后，胡蝶从北平返回上海，有些多事的记者居然煞有介事的等候在胡蝶住房的门口采访她，问胡蝶："小姐与张学良的关系近日怎样。"胡蝶是个大忙人，也是个事业心很强，而又心底善良、待人宽厚的人，觉得记者们的提问，莫名其妙，可能是开玩笑，自己也没有时间回答这类无聊的问题，于是就一笑了之，毫不在乎地走开了。
胡蝶的这一作法，适得其反，使问题更复杂，更神秘了，给人们留下无穷的想象。一时间，到处都传扬着封疆大吏张学良与电影明星胡蝶之间有爱情关系的谣言。
消息传到张学良那里，他曾几次对朋友们说：真是无聊，我何时见过胡蝶。你看胡小姐也真傻，为什么当时不对记者们说清楚，这不等于默认了吗？
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后积极筹办教育，任广西大学校长，因学校经费紧缺，他几次求见张学良，但张学良病势不轻，一直未能接见马先生。马最后又写信给张，力陈他办学困难，极望得到张将军的帮助。张学良回信说："东北军入关不比往年，费用大增，而经费拮据，入不敷出。近日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愧无力予以接济，马先生办学，功在国家，实为钦佩，但爱莫能助，深为遗憾。"马君武对此很不高兴。
不久，他就见到报纸上有关于张学良与胡蝶的爱情报道，一下子又引起了他对几月前东三省沦陷的感怀和对求助吃了闭门羹的愤慨。激于义愤，马君武写诗作歌，抒发情怀，才有《哀沈阳二首》诗。马先生的诗一发表，就把小报上报道的张学良与胡蝶有关系的传闻一下推到在"九·一八"之夜军情紧急时而张却与胡蝶跳舞的这个国人最敏感的议题上，有人把马君武的诗与南宋林升《题临安邸》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相媲美。人们似乎一下子弄清楚了数万东北军面对日军占领东三省一枪不发的奥秘。马诗一发表，舆论哗然，纷纷扬扬，责声四起，在人们眼中，张学良成了花花公子，胡蝶成了妲已狐媚。
马诗发表的第二天，明星影片公司在上海《申报》以胡蝶名义刊登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和影片公司许多演员也署名登报为胡蝶辟谣。但正在风头上，谁还去认真理会这些辟谣启事？至使张学良将军同胡蝶女士都一背黑锅几十年。
据说，1964年6月，胡蝶从美国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又有些好事的记者，围绕三十年代造成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张胡桃色新闻，去采访胡蝶，而且要为胡蝶见到张学良作安排，胡蝶很为生气，她说："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是广东人，童年时候在北平上过三年小学，本名叫胡宝娟，胡蝶是她后来的艺名。她小时候就酷爱艺术，当电影演员后，拍片达一百多部，在许多影片里都担任主角，演技绝佳，蜚声影坛。在三十年代，她同夏衍、田汉、聂耳、洪深、郑正秋、唐槐秋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工作者的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她还代表中国电影界访问过苏联，给国家争得了荣誉。她侨居加拿大已四十多年了，暮年爱国思乡情切，三十年代造成的误会也已经澄清，大概胡女士也很想再回大陆看看吧！
承德议战
"九·一八"事变，日军在数日之内把东北三省的主要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相继占领了，这就更加刺激了日军的侵略野心。他们一方面派军特人员窜到内蒙古各王府进行离间拉笼的罪恶活动，企图使之脱离中国，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占领了热河重镇开鲁，直把矛头指向省会承德。
日军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爱国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日救亡组织也纷纷成立。那些天，顺承王府门口经常有大批学生和市民请愿，有些还去南京请愿，强烈要求张学良率师抗日，收复失地，这对张将军触动很大。他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深为没有抵抗带来的极大被动而后悔，常说道："民心不服，学良之罪。"而且他也看出，日本的贪心是不会有止境的，不仅占领东北三省，现在明显的要向热河伸手了，热河一旦丢失，我东北军最后一块地盘就丧失了，东北军军心将会涣散，东北父老乡亲将失去最后指望。他同主要将领多次商谈，最后决定仗还得打。
为了促使蒋介石同意抗日，至少同意在目前决战一场，他吸取上次大凌河设防未成，反而撤军入关的教训，准备发动所属将领，请缨抗战，造成一种声势和压力，再加上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老蒋不得不同意打一下。那怕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打一仗。只要一松口，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倾我全力，拼将出去，与日军一决雌雄。这是张学良当时同荣臻等主要将领讲的。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觉舒畅，东北军终于有报仇雪耻的日子了。为了使这一设想的实现更有把握，张学良还电请宋子文亲临北平，视察部队，了解民情，共商国难。之后，他便电告驻防长城各口的东北军、晋军、西北军及另外一些部队的负责将领，速来热河行宫召开军事会议。
1932年12月初，卫队手枪营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在外事处汤国桢处长率领下。乘座六辆汽车，先去承德行宫布置临时行辕。
这天正午，我们七、八名副官随张学良和另外几名将领去机场迎接宋子文。这天天气很好，一连好些天的阴沉云层一扫而光，只剩下几丝象轻纱似的淡云点缀着蓝天。机场上的草坪象浅色驼毛地毯平整地铺展到远方，暖融融的阳光，照得我们好不舒服。一会儿，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由微弱变得清晰起来，宋子文的座机象只银雁在蓝天中一闪一闪，由远到近，盘旋降落，呼啸而下。轰鸣声刚停，张学良便迎了上去。宋子文走下飞机，只见他身穿黑色毛呢大衣，头戴黑色毛呢礼帽，脖子围着浅灰色毛呢围巾，笔挺的卡灰色呢裤，铮亮的黑皮鞋，小臂上挂着文明棍，精神矍铄，笑容可掬，这同我几年前见到的模样几乎未变，只是那时他的面色没有现在红润，而且常常戴着白手套。宋子文快步迎向张学良，亲切握手后，并同在场的其他几位将领也握了手。宋子文及其随行秘书同张学良等将领和我们，一行车队，很快就回到了顺承王府。
袁字打一个生肖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张学良、宋子文以及行营秘书处处长吴家象、卫队统带刘多荃、侍卫副官长谭海、运输司令郭恩海和我们所有副官和公职人员等，乘汽车和摩托车，浩浩荡荡，奔向承德。
中午时分，我们的车队到达承德。先期到达的东北军的黄师岳、万福麟、王以哲、姚东潘、常经武、李福和；西北军的宋哲元、孙殿英、刘桂堂；晋军的商震等将领30多名，都来承德城郊恭迎。宋子文、张学良依次与各将领握手寒暄后，来到早已准备好的行辕内休息用餐，下午快3点会议正式开始。我乘开会当儿，在院子里蹭跶了一圈，只见各门口都已布满岗哨，偌大的山庄静悄悄的，真象北京皇宫一样森严。我想去看看承德山庄的珍奇古玩，汤国桢称早已被有关部门秘运南京，我预感到热河早晚可能会丢掉，心里不免有点不自在。
我回到会议厅外间耳房休息室时，张学良正在讲话，大意是说："九·一八"之后，日军步步进逼，我们已无立足之地。与会者都是军人，失土有责，失土有罪』现在民众要求我们国土一寸也不能再让，热河是北平大门，如何保住热河，望诸位献计献策。稍一沉默，会场活跃起来了，嗡嗡喳喳，将领们相互谈论着。张学良接着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此会，诸位敞开谈谈意见。"大家一下子热烈起来，纷纷表态。大意都是只要一声令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与热河土地共存亡。不久，宋子文开始讲话了，显然，会议气氛也使他受到了感染，他感慨地说："各位将领忧国忧民，不怕牺牲，愿与国土共存亡的精神，使我钦佩，深受感动。"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后，表示他回南京后即将各位的抗日诚意转告蒋主席。
果然，宋子文没有在承德多待，会后第二天即乘飞机回南京去了。据说宋子文一回到南京，就把承德会议情况详细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几天后，蒋电邀张学良到汉口面谈。张学良感到十分高兴，看来抗战一事可望有成，他即刻要去汉口，我们随张学良分乘两架飞机向汉口飞去。途中，他替换驾驶员亲自驾驶飞机，又谈起他的飞行技术来，说说笑笑，很为快活。不一会，已到达汉口。当晚在汉口中央银行大楼下榻。夜幕下的长江，黑沉沉的，两岸灯火和远处的星光交织在一起，使看不很清的江水不时地闪烁出几点光亮来，使人分不清是在江面，还是在天际。暮色之中，时而传来几声汽笛声，有时浑厚，有时刺耳，给人以恐怖和神秘的感觉。这天晚上，我们随张将军饱览了长江夜色美景，张学良兴致很高，指指点点，又说又笑。
第二天，因蒋介石还未到达汉口，宋子文电邀张先到杭州一游，于是，我们又乘飞机飞往杭州，住在宋美龄的别墅澄庐。宋子文陪张学良游玩了岳飞墓、灵隐寺、龙井茶园、三潭印月等名胜古迹。我是第一次来杭州的，多年一直呆在北方，一下子来到人称"天堂"的地方，大开眼界。虽是冬天，这里还是山青水秀，绿树盈盈，西湖景色美如画，"浓妆淡抹总相宜"。然而，在这次游玩当中，承德议战可能化为泡影的消息使人大为懊丧。宋子文沮丧地告诉张学良他向蒋介石汇报时的情形。蒋介石当时听宋的报告时，表情不悦，显得很厌烦的样子。宋子文在报告完会议情况后，便建议蒋主席支援北方（东北军）在热河狠狠地打一仗，一则可以压压日军的嚣张气焰，二则可以平息各界对政府的不满，另外，还可安慰一下失掉东三省的张学良及东北军。蒋则冷冷地说："你谈的情况余已明白，过几天让汉卿来汉口一趟，一切事情我同汉卿面谈，你就暂不要管了。"很明显，关于热河抗战一事，蒋介石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这使张学良感到很茫然。我们游兴顿消，返回澄庐。两天后飞返汉口面谒蒋介石。
张学良谒见完蒋介石后，心情颓丧，闷闷不乐，一路无话，返回北平。
后来听说这次蒋张会谈，蒋介石振振有词，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剿共"讲到抗日，从现在讲到将来。蒋说：全国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体问题，目前抗日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不能无谓地牺牲……要避免冲突，不得扩大事件。现在"赤匪"猖獗，国内不稳，国家要集中精力"围剿赤乱"，待全国统一安静后，再抗日不迟。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不能今天想打，明天想打，最后什么收效也无，反伤元气，影响大局。蒋最后给张学良说："你的心情余理解，热河之事要依靠外交手段，让国联出面调停。你就用我的话好生劝慰将领们，让他们暂含羞忍辱，以图将来。"
承德议战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张学良徒有满腔报国热忱，而无杀敌建功之日。蒋介石的一席不抵抗老调，把张学良及将领们在承德又一次燃起来的抗日火苗再次扑灭了。
热河战败
承德议战的火药味早已烟消雾散了，张学良发现明抗日不行，暗抗日可为。他开始派遣得力精悍的人员潜入东北，寻找和发展抗日力量。
有一次，张学良召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余周，商谈东北抗日之事。车向忱我曾见过，而黄余周则是初见面。他大约有四十岁，个头不算高，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后来才了解到他不平常的经历。黄余周家世很穷，父母早丧，在家无法生活下去，先是居山为匪，打家劫舍，后投奔张作霖部下，在辎重队里当兵。一次执行任务时，在森林里遇见一只猛虎，在用枪无法射击的情况下，他徒手打死了老虎，这一下受到张大帅的赏识，本打算提拔他为官佐，但大帅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让他长期从事刺探日军情报的工作，待遇同于辎重队队长。以后他便成了商人、苦工、教书先生、猎户、路警、特派员等等，与日军周旋，而部队里很少有人知道他。后张学良执政，黄的任务仍未变化。
这天，张学良同车向忱、黄余周商谈了许久，并写了亲笔信让他俩带走。车、黄二人离开张学良，化装后潜入东北，向马占山、李杜等部传达了张的指示，还与唐聚五、邓铁梅等东北抗日骨干取得了联系，使东北抗日火种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3年1月初，局势继续恶化。日军为了把华北、热河的中国驻军诱至滦榆地区，以便乘虚在热河捞一把，于是，调动关东军与在天津的日本北支驻屯军，分头向山海关进攻。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毅然奋起还击，死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六二六团一营营长安德馨、连长谢镇藩、刘德才等壮烈殉国，山海关失陷。据说日军把山海关城门上的"天下第一关"巨匾运送到日本东京，作为战利品展览，日本报纸对此大加宣扬，丛恿人们去侵略中国，建功立业，为国争光。
山海关失陷和安德馨等将士战亡的凶讯传来，北平一片哭声。烈士尸体运送沿途，群众人山人海，哀悼烈士，纵然是铁石心肠，见此场面也无不泪下。北平市群众集会、学生游行、街头演说，无不义愤填膺，恨声连连。顺承王府门外，群众的哭声、呼号声、请愿演讲声，响成一片。他们呼吁政府立即抗战，坚决要求张将军率师出征。
而此时，承德也到了燃眉之急的关口，日军在山海关作战的同时，已经开始策动热河的中国驻军。他们操纵伪满州国，派遣大汉奸熙洽、于藏山等人来承德，多次找汤玉麟将军游说或劝降。而汤玉麟态度暧昧，已失去了当年之正气，正在犹豫不决，这是不祥之兆。热河危在旦夕，此事世人皆知，南京政府也看得很清楚。
面对种种险象，这时南京政府在抗战问题上终于有所松动。蒋介石想让张学良暂时打起抗战旗帜，以便拉住汤玉麟，以保热河，又可标榜政府在赴国难，以平息国内各种势力反对政府的呼声。
张学良得到这个许可，如鸟翔高空，鱼跃大海，非常兴奋。他积极作准备，召集将领们制定方略。张学良决心揣出全部家底同日军决战。他把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每个集团辖三个军团，他自己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兼集团联军总司令，进驻承德，全盘负责指挥作战。在这次人员调配上，万福麟等人制造了一些障碍，他几次来到张学良的办公室，说辅帅（张作相）年老力竭，首战日军，恐其力不从心，既劳身心，又恐误东北军大事，不如另选人为帅。实际上，万福麟拐弯抹角的是想自己当第二集团军司令，当张学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震怒，训斥万福麟说："现在是国难啊，你还嫌官小，争权要官！安排指挥，我费了很大周折，就这样定啦。"
损伤打一个生肖
张在这次人选上确实费了口舌。因为第二集团军大多数原来都长期在家乡黑龙江驻防，自他们撤入关内后，热河部队和地方长官都怕自己被其所吞，每当张学良调动部队，热河方面都很敏感。这次张学良让黑龙江军队入热河，热河方面就疑虑重重，以为丢了地盘的黑龙江军队，想借机去抓热河，后经张学良多方解释才得以同意，但热河方面建议派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指挥，这些，万福麟他们是不知道的。张学良对万说："在我还没有确定下来的问题上，大家可以提些意见，只要办法好，我张某是很乐意采纳的，这点你们是有体会的。这次请辅帅出来是同热河方面商量好了的，已经内定下来的事，没有必要再变更。"万福麟也只好暂不提及此事，至于他心悦诚服否，就不得而知了。
1932年2月底，战斗正式打响。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疯狂地想突破长城喜峰口，张学良请求南京派空军支援，答复是"研究再定"。其实，这时蒋介石调集了50万大军正在江西等地"围剿"红军，哪里还有心思顾及这里的事。而我方对热河战役的准备也是很不充分的，东北军撤入关内时，把家底几乎丢光，兵工厂、弹药库、军马场、粮秣布匹、棉纱、医疗设施，等等，落到了日军之手；入关后，武器、弹药、粮秣、军饷等供给没有充分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蒋介石曾答应给予解决，但直到战斗打响后，仍杳无音讯。尽管这样，东北军在作战中，大部分还是英勇顽强的，特别是一一六旅吕正操团在青龙县打得很好，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宋哲元的大刀队，英勇顽强，威震日军，在当时也很出名。
但是，在防守喜峰口的战斗中，东北军的两员大将临阵脱逃，一败涂地。战斗打响后，日军飞机刚一狂轰滥炸，汤玉麟和万福麟就极度恐惧，表现动摇。他们连续电话、电报告张作相和张学良，情况万分危急，要做好后撤的准备。张学良命他们死守喜峰口，但在三月初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汤玉麟声称心脏病复发，可是我们过去从未听说汤将军有心脏病。他借此乘车一跑几百里，部队无帅，溃不成军。汤部一退，军心不稳，其他部队也开始动摇。万福麟根本就没有打，他把部队拉上去后，眼看战斗就要打响，万福麟就让他的副手暂为负责，借口自己检查预备队的准备情况，乘车一去不复返了。万的指挥部被敌飞机炸毁，在有些将领负伤的情况下，竟然寻找不到万将军的踪迹，原来他已跑出热河，回北京安逸去了。
热河一战，东北军在物资极缺、后无援兵，汤、万二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情况下全线溃败。1932年3月7日，承德失守，热河沦陷。无须说，张学良大为恼怒，对汤、万二人给予了严处，自己也打算卸职请罪。
赵维振，原名登山，号威震。原籍山东省定陶县。1907年生于山东省荷泽县灵圣乡。自幼家境贫寒。父行医，因怜贫憎富，好打抱不平，得罪了当地豪绅，为人所害。赵先生为报父仇，1924年17岁时"闯关东"，参加了奉系军队。先在张学良、郭松龄第二、六旅（张、郭二、六旅合署）下辖第十八团（团长刘翼飞）当兵。由于赵先生在家乡自幼习武，颇通武功，不久被提拔为武术教习。曾追随郭松龄将军参加了反对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的战争。反奉之役失败后，在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第十师（师长刘翼飞）任武术助教。1927年8月，张学良军团长到保定检阅第十师时，赵先生奉命表演武术。张学良观后大为赏识，遂手谕调至身边任家庭武术教师，旋即又委为侍从副官。后至上校军阶。从1927年至1937年，赵先生一直在张学良将军左右，亲自经历了这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目睹和参与了诸如张学良返奉奔丧；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东北易帜；张学良下野出洋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这一时期历史真实面目的见证人之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返回南京，赵先生随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从西安机场登上飞机，飞抵洛阳；张学良将军赴南京向蒋介石谢罪被"军事法庭"审判幽禁后，赵先生也失去了自由，被软禁到1937年6月。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保释，方重获自由。旋即跟随到南京述职的于学忠将军到江苏淮阴，加入了抗战的行列，并为保护张学良将军的财产，辗转数省，备受艰辛。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先生目睹国民党当局对张学良将军幽禁无日的不公待遇，悲慨不已，在一次公众场合极声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在场的国民党特务跟踪。为了避难，遂改名维振，脱离了军界，逃到山东原籍。后辗转来到陕西三原城南的新安寨安家。赵维振先生口述整理编写有《少帅风云录》一书。
左脚打一个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