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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物游：刘勰的诗性思维
——以《文心雕龙》为例
演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贵阳孔学堂 演讲时间：2025年4月
刘勰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其代表作《文心雕龙》体现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具体表现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等各方面，今天的讲座重点介绍其中几种代表性的诗性思维方式。
《文心雕龙》 资料图片
整体思维
《文心雕龙》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大致可以从内（内部结构）、外（外部联系）两个层面来认识。
从外部联系层面来说，《文心雕龙·原道篇》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刘勰认为，文学之道通天地，文学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相通相协。这是极富原始感觉和诗性意味的文学观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刘勰接着说，日月像两块玉一样垂示丽天之象，山川像锦绣一样铺展理地之形，日月山川之文自然而然。人生天地间，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有心就有言，有言就有文，也是自然而然的。至于其他万事万物，都有文采：有藻绘呈瑞的龙凤，有炳蔚凝姿的虎豹，有云霞雕色，有草木贲华，有林籁结响，有泉石激韵，一切自然而然。在刘勰看来，这些无识之物都文采浓郁，有智慧的人类岂能无文？由天文、地文而人文，进而广及万物之文，联通一体，旁及无碍。李约瑟说，古代中国人非常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合一。（《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就思维方式而言，这就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中国古代文论视文学之道通天地，这是中国古人整体把握和领悟世界的生动体现。把天地万物的根本溯源于一个道，文与天地间万事万物形质千差万别，但根源处则浑然一片，不分你我。道生万物，物异而道存，万事万物血脉相连，气息相通，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天道无时不在，无物不存，道通万物，一个道把天地万物连在了一起。这样，人文与天地万物因道而关联，人文之道通天道、通万事万物之道。中国古人置文学于天地万物的统一联系当中，天地万物也因此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从文学内部结构来说，《文心雕龙·熔裁篇》提出三准说，何谓三准呢？即写作之前、之中、结尾三个阶段的注意事项。写作之前要设情以位体，即根据情理来确定体裁风格。写作之中，要酌事以取类，即择取适当的事例来作证。文章收尾，则要撮辞以举要，即要总结和提升。刘勰认为，三准最终要服务于整篇文章的结构布局，即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也即前后一致，整体贯通。（《文心雕龙·熔裁篇》）所以，三准说实际上是整体性思维在文章结构布局上的反映。
刘勰又提出附会说，即附辞会义，附辞即要求文章前后文辞连贯，会义即要求各段内容服务于文章主旨。清代纪昀认为：附会者，首尾一贯，使通篇相附而会于一，即后来所谓章法也。刘勰说：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刘勰用建房子和做衣服来打比方，写文章就像建房子和做衣服，零散的材料要经工匠组装才能变成房子，零碎的布料要经师傅缝纫才能变成衣服，一篇好文章应该是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的完美整体。（《文心雕龙·附会篇》）刘勰认为，写作要经略整体，字、词、句的运用都要服从整个文章的篇章结构，如若于细微之处斤斤计较，容易疏略整体全局：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文心雕龙·附会篇》）就如画师画像时如果只注意头发就会使面貌失真，射者只看准毫毛则会忽略整块墙壁。字、词、句与主题的关系就如寸和尺，我们要以小就大，字、词、句的运用都要服从主题的需要。从思维角度来说，附会说体现的也是整体性思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授提倡圆形批评，他统计《文心雕龙》全书中圆字凡17处，多有周全、完整、丰满、成熟等含义，这些都是涉及思维的方式方法和思维达到的境界。（《圆形批评论》）我们认为，对圆的崇尚，就其思维方式来说，实即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注重整体特征的领悟与品鉴，不主张抽象的分析、阐释或索解。
参观者在西安长安书院内查看古籍。新华社发
直觉思维
意大利学者维柯指出，凭感觉而不是凭分析推理去认识和把握世间万物，是诗性思维重要的基原性的特点。（《新科学》）传承深厚诗性文化的中国文论，凭感觉是第一原则。不尚理性之知，而重直觉体悟，以心会心。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点评都可视为直觉状态下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艺术直觉具有原逻辑性、非时间性和直感性等特点。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相互感应运化而生，情理相通相融。人处天地间，触景生心，遇境生情，当然也只有对天地万物有所感触才能通天下之理。有这一文化作底蕴，中国传统文论更强调个体的感觉，所以品评又是感悟的，是经验的印象式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物色篇》：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认为，人之情感是感物的自然结果，不过，这个感的过程不是单向的物→人，而是双向的物←→人，人与物之间是赠答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文论看来，自然景物也是有情有意的。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指出，诗性思维是超空间，有时甚至也是超时间的对一切事物作出十分迅速而合理的解释。（《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诗性思维的特征是它的非时间性，它想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没有区分观察的时间和解释的时间。（《野性的思维》）诗性思维不仅是非逻辑的，非用意能得，非推理能知，而且是非时间的，来亦匆匆，去亦匆匆，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它往往是俯仰之间的天机自流、一瞥之下的主客兴会、蓦然回首时的心灵感悟。现代思维科学称之为灵感（inspiration）。中国文论称之为应感兴会天机灵机性灵等，称灵感来了为入兴感兴神来顿悟等。刘勰称之为神思，并专篇讨论这个问题。刘勰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指出文之思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文之思有迟速之分，像刘安、枚皋、曹植、王粲、阮瑀、祢衡等，文思很快。比如刘安，刘勰说淮南崇朝而赋《骚》，一个早晨就写好了《离骚赋》；而像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左思等，文思很慢。如左思，刘勰说左思练《都》以一纪。左思有名的《三都赋》，入选《文选》，花了十年才完成。刘勰说的一纪本指十二年，是为行文方便，并非实指。刘勰对灵感的非时间性特点有深刻认识，提出灵感来临之际要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机敏故造次而成功，（《文心雕龙·神思篇》）强调作家善抓时机的重要性。
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工作人员在库房整理典籍文献。新华社发
形象思维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形象性是诗性思维的重要特征。维柯说，人类心灵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近在手边的事物即我们所说的形象。最初各民族用的是实物文字。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文字，是一种绘声绘影的语言，（《新科学》）其思维是极富诗性特征和原始感觉的形象思维。以象形指事为主要特征的汉语言一直保持着绘的功能，既绘声绘影，又绘形绘象。在此基础上，形成华夏民族思维方式的形象性特征。形象思维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特征，把相对抽象的文心文理外化为鲜活生动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往往是近在手边的事物，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刘勰认为，艺术家们要得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篇》），投身于大千世界山山水水之中，从山高水低、日耀星繁、鱼跃鸢飞、草长花盛中获得灵气和创作的冲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心雕龙·神思篇》）天地日月、山川万物给人们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启迪，给文学创作带来无限活力和灵性。古人畅想的走万里路，读万卷书，其中走万里路就包含着对山川万物的投入和对其灵气的吸纳。中国文论的许多用词，即取法自然万物，如：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文心雕龙·风骨篇》）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文心雕龙·时序篇》）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篇》）其中翔集蓬转云蒸等词语，单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幕幕大自然真实场景的写照：禽飞兽走、草青木秀、水流云飞……是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场景。从《文心雕龙》的字里行间，今天的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思维与天地一起律动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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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天道与文道合一，自然的节拍与文学的节律合符，古代文论家们常以山川日月、花红草绿、莺飞鱼跃等自然气象来比拟文学。如：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文心雕龙·风骨篇》）又如：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文心雕龙·通变篇》）历代文论家推崇行云流水的自然境界，这是山川万物对文论家们的启示。如刘勰认为机发矢直，涧曲湍回有自然之趣，激水不漪，槁木无阴是自然之势。（《文心雕龙·定势篇》）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古人常常生发出自然永恒，人事不永的感慨，追寻不老的青山，向往曾照古人的明月。中国传统文论常常把文学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比作山河日月，认为文学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刘勰说，经典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文心雕龙·宗经篇》）《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篇》）把文学比作千古江山和恒久之日月，流露出对自然永恒的企羡和对生命短暂的感伤。
把文学艺术作品比喻为人体，是中国传统文论更常见、更普遍的现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锺书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原载1937年《文学杂志》1卷4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篇》）辞为肤根，志实骨髓。（《文心雕龙·体性篇》）以人拟文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美学思想，即推崇生机勃勃、灵动自由、神气远出的生命形式，把文学艺术当成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文学的生命之喻，从思维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整体思维，因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筋有脉的有机整体。当然也可以说是形象思维，抽象的文心文理活化为生命形象。这种形象言说实为人们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自然事物上去。（《新科学》）古代文论的生命之喻不仅是把文学作品比拟成生命体，甚至把整个大化自然都设想为生命的世界。《文心雕龙·物色篇》就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这里有玄驹步，也有丹鸟羞；有珪璋挺其惠心，也有英华秀其清气；有春之悦豫，夏之郁陶，秋之阴沉，冬之矜肃；有一叶，有虫声，更有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大化自然中，有灼灼桃花鲜、依依杨柳貌，也有杲杲出日容、瀌瀌雨雪状，更有喈喈黄鸟声、喓喓草虫韵，有山沓水匝，也有树杂云合，有春日迟迟，也有秋风飒飒。在刘勰心目中，天地万物都是生命的存在，俨然成了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所描绘的生命的社会，（《人论》）与人类文化学所谓的万物有灵观有妙合之处。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江西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负责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
推源思维
刘勰有文出五经的观念，他认为，五经为后世各式文体的首源本端根，又说：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文心雕龙·宗经篇》）追究各式文体至于一个极远之根本处，历溯渊源，树高立表，寻根振叶，这是中国文论思维的推源性。这一思维特征极富原始感觉和诗性特征，也是一种富于人文关怀的文化情怀。
渊哉铄乎，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篇》）推源思维源流广远。远至人文滥觞处，广至诸子百家、文化各个层面，追根溯源是人类普遍的人文情怀。推源寻根文化传承久远，《文心雕龙》的思维也有浓厚的推源性。
《文心雕龙·序志篇》云：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传统文化、哲学、文学有深厚的推源思想积淀，以此为思想基础和智慧背景的中国文论，其浓厚的寻根意识和强烈的溯源欲望则自在情理之中了。中国文论品诗论文，往往鉴必穷源。（《文心雕龙·总术篇》）探文学之本及天地之大道，溯文体之源到炎黄之世，俨然形成了中国文论探本寻源的思想脉络。刘勰穷究诗文之道，追至天地之德、万物之理。
中国文论溯文体之源以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为开端，其论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诸类。挚虞在论述各体文章时，都说明其起源。刘勰进一步发扬这种探源式文体论思想，《文心雕龙》上半部论各种文体，标举原始以表末（《文心雕龙·序志篇》）的寻根纲领，注意探寻各体文章的诗性之源。如《明诗篇》开篇即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落笔即把诗歌之源远追至上古那个诗乐不分的诗性时代。刘勰又举葛天氏乐辞和大唐之歌作为上古时代有诗歌的证据。除诗之外，刘勰把其他文体的诗性之源也尽量追溯至上古三代之时。如追乐府之根，他说：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乐府篇》）溯颂赞之源，他说：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颂赞篇》）溯祝盟之源，他说：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祝盟篇》）探铭箴之本，他叹曰：斯文之兴，盛于三代。（《铭箴篇》）其他如诔碑、史传、诏策、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诸多文体，刘勰探讨其根源，都追溯到夏商以前。在刘勰看来，那是一个天地浑沌、天人合一的诗性时代，根源于这一诗性时代的各种文体，本然地具有诗性特征。
中国文论的推源思维不仅是追求本原、坚守本性，也是依经树则，立正门、树高标。源是正、是雅、是本色，流则是变、是俗、是相色。在刘勰看来，五经不仅是后世所有文章的根源，而且是经典，是标杆，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无论情理或文辞都是千秋万代学习的楷模，所谓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文心雕龙·宗经篇》）。依经树则，立正门、树高标是中国文论谈学习对象时的思维定式。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经典作品的示范意义非同一般。人们的创作与阅读往往并不以某种理论为指导，而是参照某一经典作品而进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开篇即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再三强调要立正门、树高标。在中国文论史上，何为正门何为高标呢？其实各人有别，各派有异，如唐代韩愈自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宋代江西派以杜甫为旗帜。明代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晚清宋诗派则推崇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可见，在各家各派心目中，有各自的诗祖文宗，但从其思维方式而言，则同是推源立宗。
中国文论中的推源思维很容易使人理解为复古守旧。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有这方面的成分。正如杜甫《戏为六绝句》所言：递相祖述复先谁？明末清初叶燮《原诗·内篇》也说：互相祖述，此真诗运之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事物之滥觞期，往往也是生命力最强旺、原创力最充实的时期。维柯称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记忆力最强，想象力特别生动，按本性就是崇高的诗人。（《新科学》）中国的老子亦有类似表述，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子。在老子看来，婴孩至柔至弱，却常德不离，含厚德，最合天道，最富生机，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回到事物滥觞处和本原处，即找回事物原初状态时的强旺生机和无限活力。当然，事实上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回到历史的原点，哲人们对世界的原初状态的留恋，其实是对其精神的留恋，是对其生机勃勃的原生态的留恋。回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文论的推源思维也应作如是解。回到文学的滥觞处即回到有强旺生机和无限原创力的文学状态。推源过去，是为了推动未来。诚如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所说：向元典精神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处方，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论中的推源，也是要从经典中汲取文学的真生命真精神，以探求解决文学现实问题的途径。
对偶思维
古人认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的人类，生来即有两只眼、两只手、两只脚……成双成对，纯是天工。由这种近取诸身的仰观俯察体验推而广之，则形成万物有双、万事有对的观念。以之论文，则是中国传统文论自然成对辞动有配的对偶思维。
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篇》）对偶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人类的天然本性，是人类思维的习惯和定式，其中有刘勰所说的神理在。古人按照自己的本性生产和生活。他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包括艺术创造是其本性的自然流露。因此，可以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包括艺术创造中反观人类的本性。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厄斯在考查原始人类遗留的艺术品时指出：自古至今，一切民族的艺术品中均可看到多种特征，其中之一即是对偶。即使在最简单的装饰艺术的造型里，也可看到对称的形态。维柯说，人类心灵的特点就是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新科学》）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各民族普遍具有二分结构，对称性是预先规定了的，不对称性是由人们制造的。（《野性的思维》）
作为人类的自然本性和思维定式，对偶思维广泛渗透于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当中。刘勰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对偶丽辞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造化赋形，支体必双。（《文心雕龙·丽辞篇》）刘勰以圣人言辞为例，说明丽辞是自然生成而非人工刻意营造：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婉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
刘勰说，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和《易》之系辞，都有丽的特点，是圣人之妙思，或句句相衔，或字字相俪，或宛转相承，或隔行悬合。就拿序《乾》四德来说，四德指的是《乾》卦的元、亨、利、贞四种功能。《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句式整齐又自然而然。刘勰说，这些圣人妙言，并非有意营构，而是率然对尔，亦即冲口而出、自然生成的。《诗经》中的偶章联辞，也是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亦即因情因景而生，非人工着意经营而成。刘勰认为，文学中的对偶艺术是很美的，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玉润双流，如彼珩珮，（《文心雕龙·丽辞篇》）这也是对偶思维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呈现。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0日 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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