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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归劝屈原：不如去国离乡，寻找可以实现明君贤臣两美必合的地方，天崖何处无芳草，你又何必怀乎故宇？
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诸子百家，苏秦、张仪，都是周游列国，寻找合适的服务对象，并不囿于自己的故土，社会也没有丝毫鄙薄这类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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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陷入了痛苦与矛盾中，历代明君贤臣的圣人佳话，都表明时不我待，确实应该求榘穫之所同，赶紧去寻找志同道合的圣明之举。
于是诗人再次穿越，聊浮游而求女，周流观乎天下。这一次，诗人驾乘飞龙，取道昆仑，发轫天津（天河），至西极，行流沙，遵赤水，期（目的地）西海……一路辗转，一路周游观察。
路途修远而多艰，神思高驰而邈邈，纵情驰荡之际，诗人耳中却不断回响楚国的九歌，眼前时时浮现的也是楚人之韶舞。周观天下，诗人却忘不掉自己的家乡故国。
此时，登上太阳，站上明亮的天国，眼前豁然看到的却还是旧乡。诗人的仆夫悲伤，马也眷恋，不肯再向前行，诗人又如何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去为别的明君服务呢？
至此，屈原明白：既然国人莫我知，又何必怀乎故都；既然没有人能与我共修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不如从彭咸之所居，相从古人于地下。
诗人自沉了，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故国行义！
对于屈原的爱国主义，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有人认为他是泄愤，有人认为他是洁身，近来还有人认为，他所忠属的楚国，不过是周的一个诸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屈原沉江后的约54年（前223年），秦破楚，诸侯归于一统，照此看来，屈原所谓合纵抗秦，正是与历史的趋势相背，还能算是爱国吗？
对此，我以为当历史地看待什么是爱国!
楚国虽为春秋之一霸、战国之一雄，但有特殊性，与中原诸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原诸国多为周天子封国，是周的家臣，国君为周王的兄弟子孙或有功之臣。楚国虽然也得到过周天子的封号，但从本源来说，他是自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打下来的天下，是在漫长的部族演化过程中集结起来的一个新兴国家。楚国本可以与周没有瓜割，只因周朝建立之初，楚主鬻熊子事文王，或说为文王师，所以到了熊绎时受周之封号，为子爵。实际上楚国人并不认账，别人或封公、或封侯，而自己只得了个子爵，说起来都觉得寒碜。至熊通自立为武王，楚国事实上是与周并立而存在。至今，楚国所在的湖北等地仍有不服周的说法。
中原诸侯对楚国也是不认账的，并没有将楚国认作是自己的亲兄弟，一直将其视为南蛮，与北狄西戎的性质是相同的。
楚国在自己相对独立的八百年发展历史上，积蓄起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灿烂文明，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周及其诸侯的建树，使得长江流域文明有着不同于黄河流域文明的自成一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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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这种独特性，可以从其文化特殊性上考察。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但是《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楚风，说明周的采诗行动竟没有达到楚国的地界。虽然有说周南召南也有采自楚地的，但基本以汉水、长江为隔，似乎没有跨越天堑而留下南蛮之地的风诗雅韵。这便印证了楚国与中原之地在文化地位上是不同的，是有着独立特性的。
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由《楚辞》记录、承载和表现出来。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对楚辞的特性作了辑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可谓之楚辞。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楚辞》相对于《诗经》的独特性也有明确评述：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物皆不同；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
楚国在政治架构上也是具有独立特性的。早自武王之时起，楚国就已设立县制，靠武力征服而得的落族小国，多设为县，由县尹治辖。县制的最大好处在于，不让贵族长期占有土地，而由国家以赋税的形式获取财政收入，所以楚国没有政出私门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发生，这一点在中原诸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楚国多有作为之君，同时多有效忠于国家之臣。
在中原诸国，士子多不效命于某一国，国为诸侯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那些自命有才干的文贤武士，要么周游列国，寻找可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目的国（如张仪、苏秦）；要么以忠君为思想之本，效命于某一人，只可以为一人而死（如公子纠的老师召忽）。
惟有楚国，文武贤士心目中的国家是有强烈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的，是自己所崇尚、爱戴并可为之献出生命的心灵归宿，所以楚人之爱国，效命于国家的并不止屈原一人。比如：武王时，莫敖屈瑕领兵伐罗国，大败，屈瑕自缢山谷谢国；城濮之败，令尹子玉自缢谢国；鄢陵之败，司马子反醉酒误事，自杀谢罪；康王时，令尹子囊，败于吴师，伏剑自杀；平王时，吴国骚扰楚国，令尹子暇抱病携司马蒍越出征，子暇死在军中，废太子建的母亲出逃，打了败战，又失了国夫人，司马蒍越引咎自杀……
凡此种种，以死谢国的重臣名将，在中原诸国是少见的，而在楚国，却比比皆是，以至后来项羽乌江自刎，留下千古慷慨悲歌。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国家自信！
屈原所生活的年代，楚国由极盛转为极衰。亲历盛衰逆转的大变动，屈原自认为理想的政治生态没有付诸现实，他怎能不忧愤，怎能不怨怼；或许他还有着强烈的自责，认为自己政治上的失败导致了国家的危亡，惟有以死谢国。
屈原沉江，又如何不是极伟大的爱国举动呢！
（丙申年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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